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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冠華與龔澎之女回憶父母 外交家喬冠華與龔澎之子懷念我的母親

    歷史 06-06

      喬冠華與龔澎

      喬冠華與龔澎之女回憶父母:30年婚姻恩愛如初

      父親喬冠華是前外交部長、母親龔澎是中共首位新聞發言人,他們在新中國外交史上都留有濃墨重彩的華章。喬松都這樣評價父母:母親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不論怎樣的狂風暴雨都無法摧折她的信念;父親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經歷非常復雜,很多話他都壓在心底沒有說出來……

      “美與革命結合的化身”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廳,喬松都和哥哥喬宗淮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談到母親時,周總理一字一句地說:“你們的媽媽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沒有人能夠代替她。”此時,距離龔澎去世已3年,周總理這句評價背后濃縮的,是與龔澎跨越30年的革命情誼。

      龔澎1914年出生于日本橫濱,父親龔鎮洲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反袁護國斗爭。1933年,19歲的龔澎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燕京大學歷史系。

      在燕大,龔澎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并作為學生領袖參與了“一二·九”運動。當時,龔澎和一批進步學生經常聚集在新聞系講師埃德加·斯諾的家中。在斯諾家小小的銀幕上,龔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機勃勃,并第一個把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部分章節翻譯成中文在學生中傳閱。

      1938年,懷揣革命激情,龔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將學生時代的名字“龔維航”改為“龔澎”。在總部秘書科工作兩年后,1940年深秋,龔澎被安排擔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負責國際統一戰線和外國記者的聯絡工作。

      在曾家巖50號(注:又稱“周公館”,位于重慶渝中區中山四路,是中共南方局在重慶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工作的6年,被喬松都視為“母親一生事業的巔峰,作為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她做了大量對外宣傳事業的開創性工作。”

      在重慶,龔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國民黨特務的盯梢監視下,周旋于各國記者和外交官中間。那段時間,來自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以及《時代》、《泰晤士報》等著名傳媒機構的上百名外國記者駐在重慶,龔澎帶著延安最新廣播稿的副本,和這些外國記者交朋友,宣傳共產黨的理論,很多外國友人由此成為她終身的朋友。

      龔澎的魅力令不少外國記者為之傾倒,她被視為“典型的美與革命結合的化身”。“那時有些人暗戀媽媽,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國記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這些軼聞。”但龔澎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給人尷尬,也從不津津樂道于這些事情。

      解放后,龔澎被任命為外交部情報司(后更名為新聞司)司長,作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她在新聞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

      從重慶南方局,到新中國外交部,周總理對龔澎十分信任。1964年,龔澎隨同周恩來出訪亞非歐14國。在抵達阿爾及利亞后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某國電視臺記者提出采訪周恩來的請求,并希望中方付費,龔澎義正言辭地反駁:“你想錯了,記者先生!我們不需要favor(恩賜),在眾多國家的電視屏幕上紛紛出現周恩來的形象之后,貴國的電視才姍姍來遲地出現,那時,記者先生,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是犯了一個什么樣的錯誤了!”

      有外國記者評價:“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著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賞的周恩來的工作作風。”然而,喬松都卻回憶說:“母親從不把這些當成個人資本炫耀,這與她的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問母親是不是和周總理很熟,她只是淡然一笑說,那都是為了工作。”

      “文革”中,龔澎因在重慶特殊的工作經歷,成為造反派的攻擊目標。周總理得知后,用他的方式巧妙地保護著龔澎。在一次會議上,周總理看著坐在最后的龔澎大聲說:“龔澎,你坐在前面來!”“龔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70年龔澎去世后,周總理不止一次地對龔澎生前結識的外國友人們難過地說:“龔澎死了!龔澎死了……”

      父親在母親愛的延續中走上巔峰

      1942年歲末,喬冠華與龔澎相識于曾家巖50號周恩來的辦公室。此前,喬冠華在香港以“喬木”為筆名撰寫了大量關于二戰的國際評論,名噪一時,毛澤東稱贊“喬的文章頂得上兩個師”。

      香港淪陷后,喬冠華與眾多文化界名流撤離到重慶,加入外事組和《新華日報》的編輯工作。由于工作關系,喬冠華與龔澎經常一起訪友,一起看稿件,他們都酷愛古典音樂,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兩人結為伉儷。

      30年的婚姻中,喬冠華與龔澎始終恩愛如初。喬松都回憶,小時候聽到父母互稱“達令(darling,親愛的)”,十分不解。母親不動聲色地解釋:“在家里兩個人用一個名字方便”,還補充說,“這個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兩人之間使用。”直到喬松都長大后,才明白其中的含義。

      喬松都回憶說:“多少年來,母親是父親的減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親有什么事總是和媽媽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媽媽的確比爸爸堅定、果斷。”

      “文革”開始后,喬冠華也成了“走資派”。有一次,造反派輪番審喬冠華,要他交代周總理在內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喬冠華悄悄打電話問龔澎:“現在壓得很緊,問得很具體,要不要說?”龔澎很堅定地說:“堅決頂住!不要寫任何東西。我永遠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喬冠華和龔澎常?;ハ喙膭?。喬松都回憶,一天下班后,母親讓自己彈奏一曲《國際歌》,她和父親并排站在客廳門前,神情莊重,跟著節奏輕聲吟唱:“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曲子結束了,母親深深吸了口氣說:“休息過來了,下午接著戰斗!”

      隨著各種政治壓力接踵而至,龔澎的身體每況愈下。1970年,龔澎因腦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里,她嘗試著和喬冠華談及“走后”的話題,每次一張口,喬冠華便淚流滿面,泣不成聲:“達令!我們不談這些了!你一定會好的!我們不會分開的!”

      龔澎叫來兒子,囑咐道:你爸爸很有才華,但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你一定要多多幫助他。不滿25歲的喬宗淮抑制著巨大的悲痛,將母親的囑托銘記在心。

      “媽媽走后,受打擊最重的是爸爸。”喬松都回憶,那段時間,父親經常獨坐書桌前一遍遍書寫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等兒女熟睡后,父親拿出一個放大鏡,一張張翻看他和妻子的舊照,不時老淚縱橫。

      1971年,喬冠華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尤其是那個著名的“喬的笑”,被視作他外交生涯的巔峰。喬松都一直堅信,“父親是在母親愛的延續中走上巔峰的。”

      重新理解父親

      對于喬松都而言,父親的晚年經歷,伴隨一系列突如其來的家庭變遷,成為她至今仍不愿過多回憶的往事。她說:“父親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非常復雜,也非??部?,很多話他都壓在心底沒有說出來,包括他的生活。”

      母親離世3年后,喬冠華猶豫再三,對女兒說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個伴兒,你們都在外面忙,我一個人很寂寞。我還要這個家,你和哥哥不要離開我。”不久,喬冠華與比自己小23歲的章含之結婚。

      1973年8月底,喬冠華搬離報房胡同的家,并按規定將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后,喬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遠離父親,最長時間曾3年沒有見過面。

      1974年,“文革”后期,國內政局詭譎,同年6月,喬冠華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兩年后被免職。“父親在極其復雜的歷史時期,陷入了一場復雜的政治漩渦中。”喬松都坦言,當時聽聞一些傳說,很震驚。在她眼中,父親性格耿直,歷次運動總因為說一些過頭的話而受批評,當遇到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問題時,他卻常常感到束手無策。

      此時,喬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親身邊。喬冠華曾對身邊的人說:“在我最紅的時候,我的孩子離開了我,但是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他們又來到我身邊,還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喬冠華生命的最后幾年,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家里養病,準備撰寫一部外交回憶錄。1982年12月,時任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委托習仲勛和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了喬冠華,詢問他的近況,并且代表中央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你有那么多豐富的外交經驗,還要為黨的外交事業多做工作。”組織的信任顯然給了喬冠華巨大的安慰。

      1983年9月22日,喬冠華溘然長逝。

      外交家喬冠華與龔澎之子:懷念我的母親

      龔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歷史系。曾任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重慶《新華日報》記者、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秘書、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組副組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組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

      母親龔澎已經離開我們40多年了。我一輩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發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飄下幾片雪花,母親因突發腦溢血導致暈厥,被抬上北京醫院的急救車,我站在急救車旁,初春的寒冷讓我從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風暴雨剛剛過去,父親、母親剛剛被“解放”,恢復工作,全家人還沒來得及透口氣,卻不知什么厄運又會降臨,不禁打了個寒戰。母親離開了報房胡同外交部宿舍,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失去母愛呵護的我,開始走上了獨立自行的人生旅途。

      周恩來的賞識

      今年是我的母親龔澎誕辰百年紀念。6月下旬,我回到了母親曾工作過的地方,也是我的誕生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舊址——被稱作周公館的曾家巖50號。敬愛的周恩來同志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這里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同志也曾長期居住和工作在這里。1940年至1946年,母親和周恩來身邊其他的工作人員,就生活在這座簡樸的建筑里,度過了她一生中最有意義的6年。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后,在這里度過了1年零4個月,是當時周公館唯一的兒童。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懷著莊重的心情,緩步走進了這座曾經經歷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三層灰色小樓,仔細觀看每一個房間和庭院里每一個角落。

      當我走進周恩來的辦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聯翩,我仿佛看到母親當年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她身著八路軍軍裝,提前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走進辦公室后,簡單寒暄幾句就問母親:“看到了什么?”母親說:“看到了三張地圖。”周恩來又說:“那你具體說說看!”母親說:“一張是歐洲地圖,另一張是中國抗日戰場上的軍事地圖,還有一張我只看了一半,你進來把簾子拉上了。”周恩來帶著幾分滿意說:“你的觀察很敏銳。”這是母親給周恩來的第一印象。周恩來又詢問了母親的經歷和家庭情況,了解到她的父親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將領龔鎮洲。她在燕京大學學習期間,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后來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與周恩來談話之后,母親被安排擔任周恩來的外事工作秘書,參加外事組的工作,主要任務之一是負責聯系新聞界。

      我穿過走廊,認真閱讀墻壁上展板中的文字。其中一塊展板上寫道:龔澎——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共新聞發言人。龔澎英文流利,秀外慧中,機敏靈巧。她結識了許多外國朋友,他們常主動代龔澎傳遞宣傳材料,給她以多方面支持。外國朋友稱她為“堅強而富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她擔負對外宣傳和翻譯工作。

      另一塊介紹南方局外事組的展板上寫道:龔澎“在重慶作為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和中共代表團的新聞發布員,為向世界宣傳介紹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當時在重慶的中外人士的廣泛尊重和好評,被在重慶居住過的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譽為‘環球新聞界一個最出類拔萃的婦女’”。

      我站在展板前,凝視著母親當年的照片,心中為母親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而感到自豪。

      母親是個性格開朗的人,但處事沉穩。知人善任的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說:“龔澎靜若處子。”“靜若處子”出自孫武《孫子九地》:“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意思是“未出動時就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樣沉靜,一行動就像逃脫的兔子那樣敏捷”。我覺得周總理對母親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對母親來說,表象上的“靜”反映了她心中“寧靜”的境界。新中國成立時母親就擔任外交部情報司(新聞司前身)司長,長達15年之久,外交部的歷史上也僅此一例。她數年如一日,就像她在1965年對新聞司干部講話中所說的始終以“戰斗的精神面貌”把工作做好,像戰士一樣忠于職守。十多年多次因出色的工作受到中央的表揚,她榮辱不驚,一直保持平靜的心態。

      

     

      龔澎(左一)與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上

      毛主席的表揚

      近年來,我尋回了一些歷史的碎片,使得母親的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來。幾年前,外交部西歐司李九年參贊送給我一份他保存的母親1965年在外交部新聞司談“關于調查研究工作”的記錄稿。這篇已經發黃的講話稿,把我的思緒帶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個周日,父親喬冠華和母親的朋友姚臻(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來家中做客。我從旁走過聽到姚叔叔說,最近他在毛主席那里談工作時毛主席說,龔澎是優秀的女干部。姚叔叔走后,我十分驚喜又好奇地問母親:“毛主席因為什么事情表揚你啊?”母親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說:“主席對我們的工作比較滿意,鼓勵我們繼續努力。”不久,母親同父親在家里的交談中提到去參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情報工作展覽。母親說:“那項工作也出展了,而且放在很顯著的位置。”上次沒有得到母親滿意答復的我在一旁猜測,毛主席的表揚和展出的那項工作一定有關系。又過不久,安全部門的同志請母親作報告,母親再三婉拒難以推辭,就以如何開展調查研究為題作了報告。母親后來告訴我說,既然給其他單位講了,也要給外交部的同志特別是青年同志講一講她進行調查研究的經驗。這就是李九年同志送給我那份談話記錄的來歷。當時我推想,毛主席的表揚同母親說的那項工作肯定有關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一年以后,“文革”開始了。母親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和其他部領導一樣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級。到了1967年初,發生所謂的“一月風暴”“造反派奪權”,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掃廁所。我記得那時外交部在東交民巷正義路辦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辦公樓外等候母親。母親才50歲出頭,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體變得很虛弱。母親慢慢移步從辦公樓出來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車的后架上,我推著車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無軌電車站,等她上了車,我再騎上車趕到燈市西口車站接她,把她馱回首都劇場旁邊報房胡同的家。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話題和母親聊一些過去的事情,舒緩白天沉悶壓抑的氣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揚她的往事。母親這才打開了那段塵封的記憶,那是朝鮮戰爭初期,美國曾考慮在朝鮮半島使用核武器。無論美方是進行核恐嚇,還是真正準備實施核攻擊,都事關我戰略全局。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設有七個司,母親是其中之一的情報司也就是后來的新聞司的司長,主要任務之一是負責搜集、綜合信息,分析國際形勢和動向。母親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軍總指揮部擔任秘書,是朱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的直接下屬。加之,她又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長身邊工作的經驗,使她深知調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為中央決策提供可靠的情報信息”的重要性。母親通過研究各方面的情況意識到,取得美國在朝鮮戰場使用核武器有關的情報是當務之急。她想到在抗戰時期由她聯系的同志此時正在歐洲,他們曾向她報告,他們與當地美軍人員有交往,可以取得美軍的內部文件。但是他們所接觸的美軍人員既不在美軍的總部五角大樓,也不在駐歐美軍的核心部位,如何從那些人那里取得對戰略決策有價值的情報呢?母親精心分析了情況,確定了萬無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標。經請示周恩來總理和直接領導情報司的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批準,在母親的具體指導下,她在歐洲的戰友成功地獲取了美軍有關戰術核武器的內部文件。文件包括戰術核武器的打擊范圍和殺傷力,以及美軍在使用戰術核武器時如何自身防護等內容。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對當時美國戰術核武器可能對戰爭產生的影響有了比較準確明晰的了解。毛澤東主席十分重視這份情報,高度評價這項工作的意義,他百忙之中在母親的陪同下,接見了執行這次任務的同志。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時,還對母親贊許有加。母親平淡地對我說,整件事情她不過是抓準了問題核心,靈活地利用了當時的有利條件,組織了非專業情報人員獲取了重要的情報。實際工作是由一線同志克服重重困難完成的。我問母親:“獲得這份文件解決了什么問題呢?”母親說:“我們準確地了解了美方戰術核武器實際殺傷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得那么大,只要我們防范得法,它對我方的打擊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幾十年后,我擔任駐朝鮮大使,查閱了幾篇美國學者有關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核外交的研究報告,知悉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從一開始就考慮使用核武器,之后又多次打算使用核武器。直到停戰協議簽署前,還不想放棄日后使用的可能。其中一篇報告的分析認為,1953年初,艾森豪威爾上臺執政后,為了盡快結束戰爭,計劃使用核武器,而停戰談判在當年7月就達成了協議,作者認為,這在相當程度上,同中朝方懾于美國核武器有關。由此可見,雖然美國在朝鮮戰爭沒有使用核武器,但還是很看重核武器的威懾力的。這位學者哪里知道,中方的最高決策層早已了解戰術核武器的實際效果,根本不會在核威脅面前向美國屈服。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份戰術性的情報文件對中央戰略決策有著極其重要參考價值,其中凝聚了母親的智慧和心血。在與母親的交談中我還得知,由于此事高度機密,而且外交部情報司只涉及公開情報的綜合分析,它不屬于外交部的工作范圍。外交部除個別領導外,對此事幾乎無人知曉。母親也從未期望其他人知悉毛主席對她的表揚。40年過去了,我看到母親當年對新聞司這份講話記錄中,她引用了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一句話“情報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東西能送到最高決策人手里”,用這句話來激勵年輕同志勤奮工作。我想,這也反映出了她內心對這句話的共鳴。

      

     

      本文作者與母親龔澎

      母親留給我的財富

      周公館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重慶的建筑物。它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其中也包含了母親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憶。參觀周公館后,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曾家巖50號有著我太多關于母親的回憶。我出生不久,母親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顧不上年幼的我。后來,她索性就把我擱在當地人用的竹簍里,把竹簍放在周公館傳達室的門口,請值班的同志代為照看。周恩來發現后,號召大家都來關心龔澎的孩子,我就這樣受到了周公館集體的照料。周公館既是辦公的地方,也是周恩來會客的場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國際朋友往來。由于我總是待在傳達室門口,映入眼簾的都是人們出出進進送往迎來的景象,所以我學會的第一句話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說“再見”。直到我長大成人之后,一些曾經去過周公館的老人家,還叫我“當年站籠子的孩子”。

      母親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顧不上對年幼子女的照顧,但她在忙碌中對子女的關心卻無處不在。全國總工會方繼孝同志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歷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愛好。我們首次見面時,他給我的見面禮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冊子和用玻璃紙套封裝著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是母親1950年從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欄上有母親熟悉的筆跡寫著“喬宗淮同志”,當時我只有6歲。明信片中寫道:“親愛的仔仔,今天下午三點到了莫斯科,現在住在莫斯科飯店,我一個人一間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大紅星。假如你在我身邊,我一定把你抱起來看看這個照耀著全世界的和平之星,聽說斯大林就在這座宮殿里呢……”這是母親第一次出國,雖然經歷了長途旅行,剛到莫斯科就把她興奮的心情告訴了年幼的兒子,分享她的快樂。我把這張明信片鑲在鏡框中,陳放于書桌上,以緬懷母親無盡的愛。

      另一件難忘的事情發生在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在母親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館會見幾位熱愛中國、同情中國共產黨的美國士兵。會見后,毛主席和美國士兵以及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合影。正式拍照結束后,母親一把把我從旁抱過來,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張合影。母親的愛子心切,為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紀念。當時我只有1歲,現在我對當年的情景全然毫無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喚起我美好的想象。這就是母親留給我的精神財富。

      在母親的遺物中,有她一直保存著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親為我親手縫制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慶的共產黨人生活是比較簡樸的,衣服的布料是母親的摯友廖夢醒阿姨(廖仲愷、何香凝長女)穿破了的長筒襪上半部剪裁下來的。常人眼里,這是極普通的碎布頭,母親卻很小心地保留下來??梢?,母親是多么珍視我的降生,這也是母親的溫情體現?,F在每當我看到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親的關愛,猶如三春暉照在心頭上。這是母親給我留下的僅有的物質財富。

      我的母親不僅是中共最早的對外新聞發言人,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她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孩子,除了愛之外,還傳遞著一種信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對我一生產生了深遠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40年來,我常常想起母親,尤其是每當遇到困難感到孤立無援的時候,我內心似乎就會同母親對話,我眼前就會浮現出“文革”中母親挨批挨斗、十分憔悴但仍堅持原則、意志毫不動搖的情景;每當我遇到新的挑戰感到力不從心的時候,我就想到母親是怎樣勤奮學習和工作,從而激勵我振作奮進。是母親為人的榜樣導引我經受住人生道路上的種種考驗,誠實做人,踏實做事。這就是今天我對母親最好的回報與紀念。

      (作者為著名外交家喬冠華與龔澎之子,曾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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